精 彩 賽 事

曾巨威教授

剛才聽了正反雙方非常精彩的論證，我深感佩服。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能如此清晰地表達自己的立場，並透過相互的辯論與質疑，是非常困難的。因此，我在此感謝四位年輕朋友，給我們帶來了這麼精彩的辯論演出。

我不會從辯論哪一方贏哪一方輸的角度來評價，因為課菸捐這個議題本身就有許多討論空間。關於課稅或課捐，各國也有許多不同的意見。

首先，我們需要知道我們的目標是什麼。我們是否有一個具體的目標值？這個目標是一步到位，還是逐步達成？實際上，世界衛生組織（WHO）在處理這個問題時，各國逐步形成了一種默契，但沒有一個統一的共識。例如，有的國家設定75%的目標值，有的則設定85%。當目標值不確定時，我們如何討論一次性調整和分段調整呢？台灣曾多次調漲煙稅，我們應該把這些視為一次調整還是分段調整呢？

第二，我們需要考慮不同調整方式的效果是否有差異。例如，一次性調整10%和分十次每次調整1%，效果會相同嗎？需求的價格彈性如何影響調整的結果？假設價格彈性是2%，那麼一次性調整10%會帶來的變化與每次調整1%的結果是否一致？

第三，調整方式不同，會帶來不同的社會成本。價格調高的目的是改變消費行為，但行為改變通常伴隨調整成本，這些成本也是我們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例如，台灣在第一次調價時，由於缺乏經驗，導致舊菸和新菸價格混亂，造成了一系列問題。後來我們學到了經驗，通過貼標識區分新舊菸，以減少這些調整成本。

最後，關於課稅和課捐的區別，兩者兼而有之，但會帶來不同的財政影響。稅捐的設計有其特定的邏輯，例如稅固定在11塊8，而捐的價格會隨消費量變化。當消費量下降，捐的收入卻不斷增加，但稅收可能會減少，這會導致國庫收入下降，但國健署的資金增加。

因此，在進行稅捐調整時，我堅持應該主要通過稅收來調整，而不是捐，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最終決定將稅額從20元提高到31元8的原因。希望我的這些觀點能夠激發大家的思考，並在未來的討論中有所助益。

郭斐然醫師

很高興能聽到這場辯論，看到大家對議題深入挖掘和思考。我個人並非專攻經濟或稅務領域，而是以戒菸醫師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

首先，為什麼我們要徵收菸稅和菸捐？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抑制菸品的使用，而稅收本身並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收到稅款只是一個結果，而非目的。有人說，加熱菸沒有徵稅，導致國家損失了多少錢。這種說法是本末倒置的。如果因此開放加熱菸，結果是增加菸品消費，而我們徵稅的初衷是抑制消費，因此這種邏輯是不對的。值得慶幸的是，今天並沒有聽到這種言論。

其次，應該徵收多少稅才能有效？稅額需要足夠高，才能改變吸菸者的行為，使他們考慮戒菸。無論是逐年增加還是一次性收取，只要能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都是沒有關係的。我們需要科學調查來計算稅額，例如增加多少稅會有超過10%的人考慮戒菸。這種方法更為科學，但遺憾的是，今天的辯論中並未充分提到這些科學論據。

第三，高額稅收是否會過於殘忍？有人可能會認為，對於抽菸多年的老煙槍來說，提高菸稅是一種殘忍的措施。然而，我們都知道，住院或進入加護病房的重病患者經常被迫戒菸，這是每天都在發生的現實。雖然戒菸初期會感到不適，但這並不會致命。相反，我們更應關注的是菸品對健康的危害，因此，我認為提高菸稅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它並不會真正對人造成致命威脅。
至於私菸和黑市的問題，我常說，黑市銷售的量絕對不會超過合法銷售。以加熱菸為例，黑市的存在顯示了需求，但一旦合法化，其銷售量會顯著增加。菸商之所以尋求合法化，是因為合法銷售的利潤和市場規模遠超黑市。

今天的討論雖然與這些問題相關不大，但我想強調，為什麼我們要通過菸捐或菸稅來防治菸害？因為這是一種幾乎沒有成本的政策，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同時達到菸害防制的效果。另外，我們還在推動無菸世代政策，每年提高一歲禁菸年齡，使某一代人永遠無法合法購買菸品。這在英國已經推行，下議院也已通過這項政策，這將會對未來帶來重大改變。

希望我的分享能夠帶給大家一些新的思考角度，並期待未來能夠看到更多關於這些議題的深入討論。謝謝。

黃耀輝教授

首先，給主辦單位一個建議。這次辯論的題目是關於菸捐，但除了菸捐，還有菸稅和費用。如果我們單獨討論菸捐是應該一次性調漲還是逐步調整，可能會忽略菸稅的影響。這兩者之間會互相影響，效果也可能會互相抵銷，這是辯題上的一個限制，需要注意。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這其中充滿了矛盾。衛福部國民健康署徵收菸捐，希望通過提高菸價來減少吸菸，這是為了健康著想。然而，健保署則希望通過徵收菸稅來彌補因吸菸帶來的健保和長照費用。因此，長照司和健保署可能會因增加的稅收而感到欣慰，但健康署希望大家少抽菸。這樣一來，衛福部內部不同部門的立場就存在矛盾。

無論正反雙方，這個題目都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因為雙方的目標是一致的，即達到WHO規定的菸價比例，降低吸菸人口。唯一的爭議點在於速度問題，到底是應該一次性調漲還是逐步調整。

總結來說，雙方都同意需要調漲菸價，但調整的對象應該針對不同的吸菸人群。一部分是老菸槍，這些人在年輕時期沒有經歷過高菸稅和菸捐的時代；另一部分是因為菸價影響而開始抽菸的年輕人。老菸槍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來幫助他們戒菸，而對於青少年來說，應該盡量避免他們開始抽第一根菸。

我個人認為菸捐應該一次性調高，這樣可以有效地阻止新的青少年跨越這個門檻。如果逐步調整，青少年可能在一兩年內已經成為老菸槍，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如果目標是青少年的戒菸，應該一次性調整到WHO的標準，使菸價高到他們無法負擔，乾脆就不抽了，這可能是政策目標最主要的部分。

菸捐和菸稅以價制量的效果，涉及複雜的經濟和社會因素，例如通貨膨脹。從量稅，即按每根菸徵稅，面臨通貨膨脹的問題會更明顯。物價上漲，菸價上漲，但徵稅基數不變，徵稅效果會隨之減弱。前面的統計顯示，台灣的菸稅賦佔比54%，但隨著物價上漲，這個比例可能會下降，更多人可能會重新開始抽菸。因此，我們需要注意通貨膨脹對以價制量策略的侵蝕。

至於走私問題，不會因為調整的快慢而受到影響。過去，我曾建議財政部應該把現在僅有1%的菸稅菸捐收入用於查緝走私，提高到5%，這樣才能有效防堵走私行為。這一點也提供給正反雙方的年輕辯手們參考，希望大家能提出相應的配套措施，增加論辯上的說服力，讓我們的論點在邏輯上立於不敗之地。

蔡恩加女士

我從辯論的角度來分享一些看法。我們重視舉證責任，而雙方制度差異並不大。如何判斷舉證責任在誰身上呢？

首先，一種方法是改變現狀的一方要負擔舉證責任，但今天的雙題制中，正反雙方都不代表現狀。另一種方法是誰舉證清楚對誰有利，誰就該負擔舉證責任。然而，今天雙方在舉證上都面臨一定程度的困難，這個題目在實證上有其挑戰。反方問正方如何舉證逐年調漲會使吸菸者習慣價格改變而不減少吸菸，這對正方來說很難回答。同樣地，反方也難以舉證一次性調漲會導致台灣吸菸者轉向私菸或電子煙，以及會轉多少。

雙方的目標都是保護國民健康，但由於舉證不易，結論難以下定。

從二辯開始，討論涉及很多稅收問題，但正如前面專家所說，稅收並不是這場比賽的重點。不過，這在辯論上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假設稅收提高是正方的利益，這可能代表吸菸人口沒有顯著減少，當然也可能是稅率增加大於數量減少的效果。反方則認為稅收可能會減少，因為更多使用者轉向私菸。這個討論會變成一個循環，稅收是否增加會影響雙方的核心論點，這是一個非常有趣且可以深入探討的問題。

王德瀛先生

選手和我本人都曾參加過財政部租稅盃辯論賽，財稅問題一直是很困難的議題，但對一般普羅大眾的租稅教育非常有幫助。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辯論題目的難易度可以分為三個類別：

最簡單的是討論一個政策是否應該存在，這類題目最容易找到支持或反對的證據。較難的是討論政策應該增加還是減少，這需要實證資料，並且資料中的假設是否合理也是討論的難題。最難的題目類型是像今天這樣，討論政策變動的速度問題，考慮的因素更多，這也是為什麼今天場上的選手在資料方面容易卡住。資料實證和推論的細節難度最高，但選手已經盡量化繁為簡，幫大家帶出討論的核心爭議。

政府施政需要循證決策，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為什麼WHO建議的75%是值得參考的標準？這是國際上專業與政治角力的結果，在台灣的適用性如何？台灣是否有本土化的研究，能夠提供關於菸稅捐比例應占總售價多少才有效的數據？這類資料可能不容易取得，但對台灣社會來說非常重要。遺憾的是，我們缺乏足夠的實證基礎，這不利於最終與民眾的政策溝通。

決策品質和決策支持度部分的不足，時常源於關鍵資料的缺乏。社會溝通變得越來越重要，因此在討論政策時，我們應該盡可能先掌握並提供完整而公開的資料，以促進更有效的公共討論、提升決策品質。